「一瓷一色一世界」展中，黄釉瓷器颇具特色。诗词文献提及，诸多只可意会的传统中国色——霁红、天青、月白、苍黄、槿紫、藕荷、雪灰、远山黛等，于近期上海举办的久事美术馆「一瓷一色一世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以及世博会博物馆「国采——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上，终得具象化呈现。或体现于瓷器，或凝聚于织物，这些色彩令人们得以直观感受。
章新，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研究馆员言道：「色彩是第一观感，也是文物名的第一要素。」他认为，中国传统色内含丰富的文化史、政治史、工艺史、丰俗史、贸易史、科技史等层面，于今人继承传统文化颇具意义。
章新进一步阐述，中国色的留存，得益于制瓷与染织等工艺技术的突破性进展。明清之际，中国色呈现出丰富多元的面貌。
景德镇在明清制作的颜色釉瓷器，种类极为丰富，蔚为大观。雍正至乾隆年间督陶官唐英的《陶成纪事碑》便记录了三十余种颜色釉瓷器。这些品种或为仿古，或为创新，令人赞叹不已。
彭涛，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主任举例说明，红釉瓷器的制瓷技术演进颇具传奇色彩。唐代长沙窑初次探索铜红釉，需精准控制釉料、气氛及温度，成功率不高，往往「十窑九不成」。而「一瓷一色一世界」展出的明宣德景德镇窑红釉盘，通体呈现鲜红色泽，这反映出永乐、宣德时期已成熟的高温铜红釉烧制技术。彭涛提示参观者留意这件瓷器口沿的白边，他坦言：「这并非刻意之作，而是氧化铜作为高温发色剂自然流淌所致，俗称‘灯草边’。」
「一瓷一色一世界」展出了两件康熙年间的豇豆红釉瓷器，分别为水盂与印盒。这两种瓷器都属于珍贵品类。彭涛解释说，豇豆红釉采用吹釉法制作，匠人用竹管蒙上纱布蘸取釉料，逐层吹上。因为很难均匀涂抹，所以常形成斑点状的苔点。色调纯正的被称为「桃花面」「娃娃脸」，质量较差的就称为「驴肝马肺」。由于烧制难度极高，这类瓷器尺寸一般不大，最高不超过二十公分，绝大多数是文房用具，或是放置在书桌上作为装饰品。而胭脂红釉则是在康熙晚期从西洋珐琅工艺中创烧而成，至雍正时期达到顶峰。此次展出的圆盘和盖碗，因黄金着色剂含量的不同，呈现出不同深浅的胭脂红。
在「国采」展览中，晚清时期的服饰色彩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彼时流行的雪灰与品月色，均为由进口染料催生的新色。从现身展览的一光绪年间雪灰色牡丹桃纹暗花绸单衬衣可见，雪灰色带有特有的灰调，显得沉静。展出的光绪年间品月色缎平金银绣水仙团寿字纹单氅衣则泛着淡淡的荧光，颇为靓丽。
褚晓波，上海博物馆馆长指出：「中国色的文化内涵，远不止于审美。」他认为，在中国古代，颜色与天地四方、等级秩序紧密相连。通过用颜色对应方位、区分等级，规范祭祀、服饰和器物的用色，色彩便成为国家秩序的具象载体。
「国采」展览开篇便展示了清代皇帝用于祭天地的四件不同颜色祭服，让人们清楚地了解被纳入礼制体系的中国色——冬至天坛祭天时穿着蓝色祭服；夏至地坛祭地时穿着明黄色祭服；春分日坛祭日时穿着红色祭服；秋分月坛祭月时穿着月白色祭服。这是「四郊祭祀」大典中严格遵循的礼制，体现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与「五行五色」的哲学思想。而嘉庆帝祭月时穿的月白色祭服，其蓝色程度之浅，甚至接近白色，令人感到意外。
在明清时期，最为尊贵的颜色无疑是黄色。黄颜色在五行中属土，中国古代作为农业社会，素有「敬土」的传统，且其对应的方位恰为「中」。
明清两代，黄釉瓷器专为皇家使用。「一瓷一色」展中的一件光绪年间景德镇窑黄釉花尊，就源自储秀宫，曾是慈禧太后使用。彭涛说明，黄釉在烧制时难以掌握火候，颜色淡了显得寡淡，颜色浓了则像土色。此次展出的明代弘治年间景德镇窑黄釉盘，在灯光下色泽莹润，被业内公认为最理想的黄色调。
在服饰方面，明黄色龙袍是清代皇帝、皇太后等最高等级身份的专属服色。「国采」展览通过丰富的服饰实物揭示，黄色还可以细分为杏黄、金黄、香色等不同色阶，每种色阶都代表着不同的等级。杏黄微微带红，等级仅次于明黄，通常只给皇太子夫妇穿着；金黄的红色调更重，近似橙红，供皇子、贵妃、妃嫔使用；香色则加入了绿色调，显得雅致含蓄，色域较宽，可以从黄褐至黄绿，在黄色系中等级最低。